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李一凡,原标题《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 | 李一凡 一席第814位讲者》,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


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


我拍了杀马特2020.10.24北京


大家好,我叫李一凡,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也是一个美院的老师。


2012年我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看见那些五彩缤纷的头发和爆炸的造型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有人开始特别主动地去抵抗消费主义的景观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审美自觉,特别了不起。



一、找杀马特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杀马特找着,拍好杀马特。但我不知道杀马特在哪。网上的杀马特从哪里来?完全没有信息,没有任何一个杀马特的具体地址,也没有一篇现场报道。那个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有很多QQ群。



于是我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里留言,说想要加入杀马特,但都没有回音。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太老了,语言太过时了,是不是他们年轻人的黑话我不懂,我就发动我的学生帮我去加杀马特,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后来拍了杀马特,我才明白杀马特的群是很难进的。他们的群分两种,一个审核群,一个正式群。审核群我们就进不去,你需要有杀马特的发型,还要有杀马特的审美,你QQ空间里还得有火星文等杀马特的各种装备。


我拜托三教九流的各种朋友帮我找杀马特,大概四五年都没找到,没有任何回应。


2016年,有一个深圳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罗福兴——传说中杀马特的创始人。我一直连个杀马特都找不着,没想到一找就把教父给找着了,我就想这事成了。



联系上罗福兴后,我就去找他,但是他见我的时候特别紧张。那个时候罗福兴已经把头发剪短了,我觉得他是有话想跟我说的,但是他特别恐惧。当时我们是三个人去,他让我那两个朋友走开,然后他开了一个小旅馆的钟点房,只和我谈。



广东的天气热得不行,那个钟点房空调又是坏的,什么也没谈成,但是我们两个留了微信,说以后慢慢聊。


我后来想,罗福兴愿意给我留微信其实有一个原因,他当时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拍什么?我说,我就想让杀马特自己讲一讲自己在干什么,讲一讲杀马特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件事情,让罗福兴愿意跟我聊。


后来我们在网上东一下西一下地聊,反正聊不到一块儿。他讲的都是他父亲,他家里的事情,还有他玩杀马特怎么打游戏,家族很温暖等等。而我想的是文化抵抗,用身体改造来抵抗消费社会。有时候天会聊死,不过还好我们总能尽量去迁就对方,而且都愿意相向而行。


2017年底,深圳建筑双年展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决定要去拍杀马特。


二、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杀马特


拍纪录片是这样,你得有个中心人物,有个导演视点,跟着这个中心人物,把所有的事串起来,形成矛盾,形成冲突,把恩怨情仇、历史事实全都拍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效果,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罗福兴其实是个宅男,一个线下的杀马特都不认识。他认识的所有杀马特都是线上的,而且这些人跟他没有一点生命的交叉。这怎么办?



不光是这个问题,罗福兴确实联系到了一些人,那些人都很不容易联系,但是大部分人就算联系到了也不出来。因为从2013年以后,杀马特就被整个社会定义为“低俗”,他们会被骂,甚至被打,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查身份证。杀马特在经历了被整个社会嘲笑、打击、蹂躏还毫无反抗能力后,他们对其他阶级和主流社会心怀恐惧,恐惧已经嵌入了杀马特的基因。


有一次罗福兴帮我们联系好了一个杀马特,在一个很偏远的工业区,我们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到那以后,那个人非要说我们是同城代打,打死不见我们。我们在拍片过程中经常碰见这种事。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这些工人特别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只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


所有片子里的杀马特,我们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见到,因为他们晚上10点以后才下班。下班了他们一般还要冲个凉、吹个头,再吃个宵夜,等他们收拾好基本上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工业区的街道很黑,除了工厂里面,外面都是漆黑一片,啥也做不了。我说看来找着也没用,这片子拍不了。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见了很多人,大部分以聊天为主,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在那儿才知道网上关于杀马特的观点根本不靠谱。


我们知道了杀马特原来是从《劲舞团》来的,《劲舞团》里有千千万万个非主流网络家族,杀马特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家族。那些大的家族,像葬爱、残血、视觉系,还有皇族等等,这些要比杀马特家族大得多。



杀马特真正出名是2007年以后,因为2007年左右非主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城市里面玩非主流的不跟农村的玩了,大家越玩越细腻,不玩以前的粗糙的东西了。这个时候继续玩这些粗糙东西的乡村非主流,他们就开始走向了夸张审美的方向。2007年,以玩夸张头发为特征的杀马特家族突然爆红。


爆红以后,外界以为这种玩夸张视觉的都是杀马特,碰见残血、葬爱都认为是杀马特。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也是杀马特那个也是杀马特,其实不是。杀马特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夸张,头发立起来,不立起来的不是。


2013年以前,杀马特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工人跟我们讲,一条流水线上有七八个杀马特,广东、浙江、福建很多工业区里面,满街的杀马特。



当时这在工业区里是时尚的标志,我采访的一个杀马特小孩说,他当年从东莞回云南蒙自,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特别怕这个头发散了,回家老乡看不着。


虽然我得到很多消息,但是罗福兴叫来的杀马特都是一些过去时的杀马特,我以为只能拍一个回忆式的影片了。但在一次采访的时候,有个过去的杀马特告诉我们,东莞石排镇有一个金丰溜冰场,那里还有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好消息。


我马上就开车到那去。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实中的杀马特。那几个杀马特小孩顶着鲜艳的头发,自豪、骄傲地溜着旱冰,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头发。我忽然明白我以前的认知完全错了。我以前从网上得到的东西不是都是自黑吗?怎么变成热爱了?



在那个地方我才知道,杀马特有句名言叫“自黑不是杀马特”,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自黑内容都不是他们做的,而是别的人为了吸引眼球做的。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无知者。我突然发现我们对工人不懂,对年轻人也不懂,非常愚蠢。


三、住在石排


第一期拍摄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了4000多公里,见了所有罗福兴能约到的杀马特。


我们发现玩杀马特的全部都是90后农民工,而且都是农民工二代,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绝大部分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的平均年龄在14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2岁。


我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每个杀马特的故事都和工厂密切相关,搞不懂工厂就搞不懂杀马特。我觉得我们得到工厂去住一段,赶快搬到石排去。


石排曾经是杀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小镇,在东莞不算大镇,所有房子下面的一楼全部是工厂,每个厂里都在忙,一天到晚随时都是机油味,随时都是“轰隆轰隆”的机器声。


东莞石排


住在石排,我们知道了哪些发廊是杀马特喜欢的,知道了他们喜欢吃万州烤鱼,街边卖得最好的手机是OPPO,整个工业区的消费都是非常低的。



我们到石排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每年“十一”长假都会有聚会。这个聚会对这部片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有空让我拍,我才能够拍到他们是怎样展示自己的头发,怎样玩之类的。我曾经一度觉得这是片子最重要的场景,这次聚会成为整个杀马特故事的入口,会为整个片子定调。这是我们2018年“十一”前后拍到的一次聚会。


石排公园杀马特聚会


我真正开始理解杀马特的精神世界是加了他们的QQ、微信、快手、和抖音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深刻的变化,突然我所有的手机推送都改变了,甚至每天都会给我推送招工启事,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理解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隔阂太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贫富悬殊的距离还大。再加上现在的数字霸权,AI总是选你喜欢的,它认为你这个阶级该看的东西推送给你看。最后每个阶层的眼界都变得越来越窄,也越来越狭隘。


实际上杀马特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是天下第一流行了。很多杀马特跟我讲,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想想这样的认知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有多恐怖,我们的眼界有多么狭隘,我们不到那儿,不加他们的手机好友的时候,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些推送。


四、成为杀马特的理由


这让我真正地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去做杀马特。


从山区来的这些杀马特小孩,他来自于一个熟人社会,对外界是非常信任的最开始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到广东就被骗了,被欺负了,或者被抢了,可能刚下火车行李就被人拎走了,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些杀马特小孩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从小就特别渴望有存在感。到了工厂以后,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也许有的人是跟老乡一起到了某个厂,但是厂里往往会把老乡分到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班次,他们觉得老乡老是在一拨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闹事。所以这些小孩就特别缺少存在感,特别寂寞。


再加上长时间的工作,我觉得有很多工人都有抑郁症。所以找到一个特别刺激的东西,可能就是自我治疗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吧。


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是石排那一年最流行的衣服。



因为大家每天刷手机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小项目一个亿,拍个电视剧五千万,一个代言费两千万,然后看到自己的工资,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两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无望,所有的年轻工人都有一种无望的感觉。


他们跟自己父母那一辈人不一样,父母们不管工资有多少,他们就会一直加班赚钱回去。而这些年轻人们实际上是想留在城市里的,但是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可能。罗福兴经常跟我讲,他从来不抬头看一栋高楼,因为觉得跟他没关系。


加入杀马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流水线上女工都看不上男工,所以男孩打扮时尚一点,可以吸引一下女工。有很多男孩从农村到外面来打工的时候,家里给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女朋友回去,家里没有钱付彩礼,如果能找到一个真爱,少要点彩礼,也是一件很成功的事情。


在工厂区里我理解了很多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事,比如我们手机推送的招工启事里面,不交社保、不交医保居然可以是优惠条件。去跟工人聊天的时候才发现,80%到90%的工人每年都是要辞工回家的,第二年重新找工作,光是如何续保一条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



住在石排特别重要,没有肉身的体验,我很难判断工厂在片子里的权重,也很难理解工厂在杀马特审美形成逻辑中的重要性。


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相当了解农民工的,但是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才明白,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却只有三四千块钱。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


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能拍一个特别精彩的杀马特的故事,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


我知道工厂重要,但是怎么拍摄工厂我不知道。工厂进不去,如果找关系进一两个工厂,我又担心我穿着一个黄马褂进去以后,我拍的工厂会变形,拍不到真实的工厂。


怎么办呢?我就把大家叫过来想办法。我们想得很简单,办一个工厂影像大赛,向工人征集工厂的视频。罗福兴在一旁特别鄙夷我们,工人们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那些规则,也不会相信。罗福兴说他来写。


他就写了两句话,第一句:不要押金,第二句:日赚千元不是梦。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要求跟在后面,马上雪片一样的工厂视频就来了。


这些视频都是我们买的,我们一共买了915条工人们拍摄的视频。


五、回杀马特的老家看看


其实得到工厂这些视频的时候,片子基本上也就可以了,但我还想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环境里长大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过去有名的杀马特已经回到了老家,所以那年冬天我又赶到了云南、贵州和广西。这是我们一起的几个人,乌鸦、罗福兴,还有社科院的李人庆老师,我们就一起去看这些小孩的老家。



大部分回老家的杀马特真的是不喜欢工厂,他们希望在家里找到一些事情做。另外有一些杀马特,像这个小孩,他就是因为父母生病,回到了老家。



还有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只对爷爷奶奶有感情,对父母心存恨意。但是这个愿望是很难的,我知道他们现在大部分人又出去打工了,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在那个地方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当年做留守儿童时受的各种委屈,内心的孤独,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时对爷爷奶奶的思念。好多人拿出他们刚出门打工时的照片、短视频给我看,十二岁、十三岁,那一张张稚嫩的脸,让我震惊,把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都给翻出来了。



我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因为老拍这种片子,一般的事我根本不会掉眼泪,但在这个地方我不行了,经常忍不住掉眼泪。


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


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大部分杀马特以为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最后只好剃掉头发,老老实实打工,重新回归生命的贫乏。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前,罗福兴也接受过很多其它媒体的采访,在那些采访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六、被遮蔽的


所有的素材拍完、收集完后,我就准备回家剪辑了。我们的素材来自三个部分,我们拍的采访,跟工人买的工厂的视频,还有杀马特们开放QQ空间给我们的图片和影像资料。


剪辑的时候我特别痛苦,几个月都不知道该怎么剪。按照正常的剪法,我肯定有一个导演视点带着大家去观看,就从公园的聚会开始,先把杀马特的视觉盛况展现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介绍,做一个结构、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片子,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做的,这也符合我受的教育和我自己的观影习惯。


但我始终觉得不对,杀马特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被遮蔽了。我觉得这个遮蔽很可怕,我必须把被遮蔽的东西展示出来。因为纪录片做得好不好,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把拍的素材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剪进去没有,让它充分发挥作用没有。


所有的方式都不对,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先写首歌,先给这部片子写一个片尾曲。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杀马特,用第一人称写了一首歌。



写完这首歌后我就知道怎么剪了,我突然明白了,我完全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剪。杀马特的经历确实很贫乏,比不上他们的头发好看,但是这恰恰是他们被遮蔽的部分。为了把被遮蔽的部分展示出来,我可以牺牲那些戏剧性,牺牲那些视觉冲击,我得给杀马特说话的机会,哪怕他们再贫乏。


所以本来是一个强结构的东西,我决定把导演的视点、导演的时间线都扔掉,做一个弱结构的片子。我就让杀马特们絮絮叨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尽量把细节说出来,尽量充分地去表达。


我以为它一定会垮掉,但是恰恰相反,突然片子就好剪了。因为那些素材本来就是他们的,工厂也是他们拍的,那些空间也是他们的。当他们絮絮叨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可以恣意地把各种素材往片子里面贴,完全没有违和感,片子居然就这么成了。


七、两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两句话作为演讲的结束。第一是有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问我,拍纪录片是不是因为情怀?我2002年开始放下书本去三峡拍《淹没》,我其实是想知道农村在发生什么。


李一凡作品《淹没》


我在那里看到了现代化的代价,看到了城乡关系的急剧变化。我就想我应该把城乡冲突这些事的根源找着。然后我去了农村,花了两年时间拍《乡村档案》。我希望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带来什么。


李一凡作品《乡村档案:龙王村影像文件》


我所有的作品,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图片、影像作品,或者社会性艺术, 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向——城乡关系,尤其是城乡关系中关于城市化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人的代价


我觉得20世纪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关系问题,一个想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城乡关系,就会出特别大的乱子。有社会学家说为什么会发生“一战”“二战”,就是因为德国当时没有解决好城乡关系。


因为农业机械的进入,大量德国农民只好进入城市寻找生活,但是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那么多人口的准备,住房、就业、教育、社保、医保等都没准备好,一旦经济危机来临整个社会就面临崩溃。为了转移这种危机,德国错误地选择了用战争来扩大生存空间。


所以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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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双十一,不止一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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