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杭州启动“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已有多名民企管理人员通过考核,即将走上党政领导岗位。(IC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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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将有一批像余黎宇这样的民企经理被任命为领导干部,“萧山区只不过是公示得早一点”。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既然公务员可以‘下海’,体制内也可以从‘海上’捞点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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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严胜男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马上要开一个会。”余黎宇匆匆挂断了电话,对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官员”不予置评。2020年9月3日,余黎宇的身份还是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的外贸经理。

半个月前,一则干部任前公示让余黎宇名声大噪。

公示名单上的8人都拟任杭州萧山区区管副职领导,其中7人来自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唯去镇(街道)任职的余黎宇身份特殊——他所在的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民企管理人员转身成为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罕见的用人安排迅速引起社会关注。萧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一次“打破界限”的公开选拔。

萧山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体制外”选拔干部的做法,缘起杭州市“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多个县区及市直单位都有开展,近期将有一批像余黎宇这样的民企经理被任命为领导干部,“萧山区只不过是公示得早一点”。

“破界”选官虽不常见,但有先例。早在2005年,温州就从民营企业家中选拔了两名中层领导干部,2008年,北京也作过尝试,不过都是昙花一现,后来没再继续开展。

杭州此番“向民企要人”的力度、规模更大。肯定此举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选拔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没有从政经验的民企管理人员能否胜任领导干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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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方案不公开

32岁的余黎宇是杭州淳安县人,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研究生毕业于宁波诺丁汉大学,2014年10月参加工作。

从参加工作到拟任街道领导,余黎宇用了6年时间。他目前所在的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位于他的老家淳安县,主要经营家电制冷系统管路件产业,是上市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对于余黎宇的身份问题,萧山区委组织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市委组织部严密审核过,没有问题。”相关人员还表示,余黎宇参加的是杭州全市组织的竞争性选拔,方案是杭州市研究的。

不过,杭州市及萧山区组织部门均未公开发布这次选拔活动的公告和方案。

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数月前,市、区组织部门曾派人到公司落实“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工作,因为该公司是当地“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入了组织部门划定的名单范围,厂长、经理级别以上的职工可以参加此次选拔活动。

拿到符合条件的职工名单后,组织部门专门召集这些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为了配合组织部门工作,公司鼓励员工积极报名,共有3人报名参加了此次干部选拔,最终仅有余黎宇1人被选中。

公司人事部一直在等待余黎宇被正式任命,但直至9月3日,他们“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前述员工称,一旦余黎宇确定到萧山区任职,人事部将给他办离职手续。

任前公示发布后,萧山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以往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只要是规范的都是可以的”。

关于此次选拔活动的政策导向,萧山区委组织部作了解释,主要是拓宽选人、用人面。据了解,此次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有两个特点:一是年龄都比较年轻,拟任萧山区管副职领导的8人都是1987年之后出生;另外就是从事的职业跨度广,来自私营企业、国企、科研院所的都有。

在萧山发布公示的同一天,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也公示了8名拟提拔任用的年轻干部,同样也有一名来自“体制外”的人员。公示信息显示,西湖大学先进微纳加工与测试平台行政副主任、高级主管李威,拟任余杭区直单位副处级领导职务。

西湖大学是一所民办高校,35岁的李威毕业于浙江大学,在该校微纳光子学研究组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西湖大学任职。

2
“打破壁垒”

允许从“体制外”选拔干部,是杭州市在2019年定的“调子”。

余杭区委一位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下半年,杭州市推出了“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活动,鼓励各区县和市直单位拿出一部分岗位供“体制外”人士报考,“体制外”人士要和“体制内”的干部一起比选。

杭州当地媒体报道,为破除人岗固化、编制束缚、论资排辈等问题,2019年7月以来,杭州推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多项举措,其中就提到“体制内外的壁垒被打破”。杭州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说,希望通过立体式、全方位的干部流动,激活“一池水”,调优干部素质结构。

2019年9月,余杭区启动了综合比选,共拿出8个岗位招考,包括区旅游集团总经理、区金控集团副总经理、区经信局总经济师、团区委副书记等。

其中4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职位,报考对象不局限在“体制内”,同时面向杭州市内的主板上市公司、世界500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民营企业。

公告进一步明确:旅游集团总经理职位允许达到一定规模的文旅体育公司职工报名,浙江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职工可报考农林集团副总经理职位。

招考公告发出后的几个月内,杭州多个区县和市直单位相继启动综合比选活动。不过,各部门对报名资格要求并不统一。

共青团杭州市委决定“比选”两名团市委机关副处级领导干部,允许“体制外”人员报名,但对“体制外”的范围作了限制,分别是在杭注册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民营企业100强、2019年度杭州市5A级社会组织,以及列入省市双重管理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同时对报名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有要求,必须是现任主管级及相当层次以上领导职务,且任职累计满2年。

富阳区对“体制外”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更高。2019年11月,富阳拟选任2名区属国企班子副职,要求报考者有1年以上商业银行富阳支行副行长任职经历,或是担任区工业百强企业副总经理职务满1年。

不仅是资格,各部门的考核方式也有区别。

杭州团市委组织的综合比选有笔试环节,笔试成绩占总成绩30%。在余杭区和富阳区的比选中,报名者只需参加面试,但成绩计算方式不同。

计算个人综合成绩时,余杭规定个人经历业绩评价占20%、综合考核占30%、综合面试占50%;富阳区将个人经历业绩量化得分占比降到10%、实地调研占40%、综合面试同样占50%。

参与比选的“体制外”人员,一旦通过选拔并确定赴任,他们的身份将转变。杭州团市委要求,企业和社会组织报考人员须在到任前辞去原有职务,持有的企业股份按有关规定处理。余杭区的政策则是,民营企业人员“不入编先任职”,3年后考核合格的,再办理相应入编手续。

3
橄榄枝,伸出过

向民企“要人”的做法,浙江早已尝试过。

2004年,浙江省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党政干部公选,涉及省民政厅副厅长、审计厅副厅长、地级市副市长等19个副厅级岗位,还有5个县级党政正职岗位,公选不仅面向“体制内”,还面向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最终有11名民营企业家报名参选。

那次公选的领导小组综合组组长、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俊曾向媒体表示,“民营企业家参加厅级干部选拔,是政府希望发生的事情”,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发展迅猛,这里面的精英都应该是领导干部的“好材料”。

遗憾的是,民营企业家们均在笔试阶段就被淘汰,无一当选。

这次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示范作用。紧接着,浙江省内的温州,又在2005年3月开展面向“体制外”的中层干部公选。

这一次,两名民企管理人员击败了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众多竞争者,正式入编,走上市直机关中层领导干部岗位。

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后,时任温州轻型摩托车厂副总工程师杨震东,获任温州市科技局星火办公室副主任,时任温州保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晖,被任命为温州市政协办公室行政接待处副处长。

15年后,周晖已被提拔为温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震东这15年也一直在科技局工作,其间于2009年转任科技局成果技术市场处副处长,2012年被任命为成果管理处副处长,目前任市纪委驻科技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到了‘体制内’,就比较按部就班了。”已经55岁的杨震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进入科技局后,他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杨震东对那次公选的理解是,温州民企比较发达,当时组织部门试图打破体制内外的藩篱,打通人才培养的途径,做了一次创新。

他认为在浙江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可以增进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相了解,但民企到政府机关“算是跨界比较大,一般人也很难实现”。

杨震东和周晖“跨界”成为中层干部之后,温州便没再开展过这类选拔活动。杨震东的看法是,选拔结束后当地缺少实质性的干部培养措施,“后续政策没有跟上”。

浙江之外,北京也向民企管理者伸出过橄榄枝。

2008年,北京市开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将在京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纳入选拔范围。ChinaRen网站的创始人、时任空中网董事长兼CEO周云帆便由此入仕,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时年34岁。

周云帆在北京工作了9年,后来历任昌平区副区长、昌平区委常委兼常务副区长、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2017年5月,周云帆上调科技部,任信息中心主任。

此后的公开报道中,偶尔还有从民企“选官”的消息,但成为舆论关注热点的并不多。

4
“内外”交流,越来越频繁

“既然公务员可以‘下海’,体制内也可以从‘海上’捞点人回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称,优秀的企业人才进入政府机关任职,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到政府部门。

从企业“选官”,有一定的政策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

条例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并要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

此前,直接引进民企管理人员任领导干部的情况不多见,但党政机关和民企的人员交流已越来越频繁。

2015年起,浙江宁波就建立了机关和民企互派人员挂职的机制。同样是在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实行聘任制,“促进各类人才在不同体制单位之间流转”。

针对落实中心工作任务重、专业化人才紧缺的单位,杭州在2019年10月也向阿里巴巴等名企引进了数名挂职的中层干部,同时还面向全球推出19个聘用制公务员和市级机关特聘雇员岗位。

相较挂职、聘用,杭州此次直接从民企“选官”的做法显然更为彻底。“过一段时间后,组织部门会对选拔方案进行统一的宣传和解读。”2020年8月31日,杭州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

萧山区委组织部对当地这次从民企“选官”的公开解释是:萧山近几年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比较大,传统制造业基本是靠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整体形势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以及从提高干部视野的开阔度的角度做了很多努力,总的来说力度是比较大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看来,打通“体制内外”的人才交流有利于人才选拔。不过他也判断这是非常规的人事安排,可能不会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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