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与残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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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杀马特曾对李一凡说，如果你不留头发，那么你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李一凡感到震惊，全然没有想到如此哲学的一句话会出自一位普通打工者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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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张锐

南方周末实习生徐爽

责任编辑 |邢人俨

流行于2008年-2013年的“杀马特”（smart音译）群体，一度被视为社会“异端”：一些来自乡村、城镇的低学历青年，穿着便宜的地摊货，模仿日韩明星、动漫角色、游戏人物等夸张怪异、五颜六色的发型。他们曾高调地出现在媒体、网络、公共场所中，而后迅速消失不见。

2013年12月，美国时事刊物《外交政策》关注到这一群体：“杀马特夸张的时尚选择折射了更为深层的问题：集体性的疏离，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不断扩大的阶层差异所引起的副产品。”

艺术家李一凡在2012年便注意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他执教的四川美术学院黄角坪，举办过一个“外省青年”的艺术活动，经常讨论到一个问题：审美是如何被建构的？

人称“杀马特教主”的罗福兴是杀马特家族中的知名人士。在他的帮助下，2017年开始，通过QQ群、快手等平台，李一凡得以接触到大量的杀马特，而后又在深圳、东莞、贵阳、昆明等地实地访谈了67名杀马特，网络上采访了11个。最终，这些杀马特的故事构成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访谈的人数远不止于此。杀马特遭遇社会舆论的负面评价后，对主流群体一直缺少信任。这让在深圳长大的90后纪录片助理乌鸦颇感苦恼，“我觉得我们挺真诚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们”？乌鸦花了很长时间解释自己要做什么。一开始说是拍纪录片，他们听不懂，改为电影后仍然听不懂，最后发现只能说拍长视频，他们才听懂。

“李一凡他们不懂得语言降级，有时候说的话我都能被绕一下，那怎么聊？比如采访这件事，我会掩饰一下，说想做一个青春回忆录的片子，这就在他们的理解范围内。你用精英的方式跟人家说话，人家就会怀疑嘛。”罗福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杀马特们聊天时，李一凡慢慢觉得，杀马特更像是同阶层之间的一种自保文化。李一凡归纳出杀马特之所以成为杀马特的原因：保护自己、寂寞、找女朋友、模仿同伴……这些诉求几乎源自相似的身份：出身乡村、到城市打工的边缘者——李一凡在各种各样弥漫机油味的工业区、工业镇遇见过他们。

“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李一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杀马特大多为90后农民工、农民工二代，有留守儿童的经历，中小学辍学后，第一次进厂打工的平均年龄只有14岁。纪录片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放映的时候，一位曾出镜过的杀马特看了四十几分钟便跑出来。李一凡问他为什么不接着看了？他回答，太心酸了，那些人的经历和自己一模一样，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们总是把杀马特当成城市丢下来的一个碎片。实际上，你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夸张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李一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免费开放且人群聚集的公园是杀马特聚集地之一。每到节假日，杀马特们会花费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做一个高高竖立的头型，来到公园“炸街”，享受引人注目的快乐。男性杀马特标新立异的头发有助于吸引女性杀马特的注意。（受访者供图/图）

“头发立起来了，感觉人生不一样了”

在杀马特的世界里，人们以竖立、高高扬起的发型作为通行证。李一凡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杀马特，当场受到冲击——他们顶着鲜艳的头发，骄傲地在溜冰场溜冰，热爱并自豪于自己的头发。

这些发型大多来自模仿和想象。1993年出生的发型师李雪松15岁去昆明的理发店工作，据他回忆，2010年下半年开始，比较夸张的杀马特发型开始流行起来，很多人来到理发店，劈头一句“越非主流越好”。刚开始，80%的杀马特是男生，后来逐渐有女生加入。

杀马特对发型特别讲究，在乎发根、发中、发尾的角度有“多飘，多高，多偏”。罗福兴说，杀马特发型追求头发的高度，10厘米的头发就要吹到10厘米高，20厘米的头发就要吹到20厘米高。

杀马特中几个经典的头型：如果想要做个爱心造型，顶上的头发需要用夹板齐齐地往下拉，前面的刘海则往下压；如果想做一个扫帚头，需要把头发一根一根地用发胶固定；如果想做一个刺猬头，有时候还需要往头发里面放铁丝和筷子。

李雪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杀马特发型并没有固定标准，全凭理发师的自主发挥，有时候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喷发胶打头发，一个人负责吹发型，花费的时间在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价格在三四十块左右，“洗头可以用最便宜的洗发水，但是造型可以贵一点”。

“杀马特造型保持的时间越长，就证明做得越好。”李雪松认为一个合格的杀马特造型可以保持很久，“只要不洗头，就可以一直存在。”一些杀马特为了保持发型，睡觉的时候甚至用拳头垫在脖子后面或者拿皮带撑住头，使头发不接触枕头。

杀马特们在普通人和杀马特两种身份之间自由转换。日常生活里，一些杀马特会留一个蘑菇头，整体看起来是个短头发，但是放假的日子，就会把头发吹起来，再喷上一次性的颜色。乌鸦曾看过一些老杀马特十几岁时候的照片，头发挺拔、立得很大，颜色质感也非常精致。

李雪松解释，那些童年比较完整愉快的人很难理解杀马特，他们需要被注视。走在路上，很多人会拉着杀马特们拍照，“对于像我们这种类型的人，从小得到很少的关爱，比较孤独。突然你的头发立起来了，你就感觉人生不一样了”。

“明明平时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头发一立起来之后，忽然间就会变得很自信，没有了胆怯。”乌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人的精神状态都会发生变化。”

有一次去公园玩，乌鸦拍杀马特做头发的场景，他们面对镜头很害羞，躲躲闪闪，但是一旦弄好头发，他们特别愿意在镜头前展示自己。如果想和他们合照，他们也会非常高兴，感觉自己得到了认可。

纪录片里，第一次发工资，杀马特钟馗做了一个红色的爆炸头。钟馗从跳广场舞的大妈中间大摇大摆走过去，在大妈的注视中，感觉自己“很冲”，“故意往这里站，就喜欢出众”。

杨鹏与同伴一起搞了杀马特的发型，原因是“感觉外面这么乱，太朴素了怕被人欺负，搞搞发型和文身，看起来凶一点，就像那种小古惑仔”。女杀马特Lisa则说，她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强硬，就像一只刺猬，别人碰不到，掩盖内心的脆弱。

安晓惠12岁出来打工，有一天晚上看到溜冰场进来几个头发梳很高的女孩子，全场的男生在尖叫，老板直接免单。做完杀马特发型后，安晓惠也来到溜冰场，竟然有人开始主动来牵手溜冰，“是不是自己长得好看点了，后面就死命地一直搞这个头发，以为这个头发能改变一个人”。

“有时候感觉这个头发给了你一些勇气，从形象当中，感觉就有一种震慑的东西……在大家印象中这就是坏孩子，坏孩子感觉就是不会被欺负。”罗福兴说。

李一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顶着坏孩子的名，可以选择不再听话，“社会把他们规训得很好，他们没有要对这个社会怎么样，而是把自己看成坏人了，自己干掉了自己。”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新一代的农民工几乎没有种过地，但又不属于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他们通过这种奇装异服，特别是以头发为主要标签的做法，确定一种相对独立的群体身份。

头发成了杀马特彼此识别的唯一标志。李雪松说，两个杀马特家族如果产生争执，打架之前会互相约定不许弄头发。有一天，安晓惠想着大家已经认识自己，如果不搞头发了会怎么样。结果那一天没有人找她。她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头发，“认识我们的人已经不认识我们了”。

一位杀马特曾对李一凡说，如果你不留头发，那么你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李一凡感到震惊，全然没有想到如此哲学的一句话会出自一位普通打工者之口。

杀马特“冷云”15岁起外出打工，尽管样貌看起来与假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匹配，仍顺利进入工厂工作。之后五六年，他一直频繁更换工厂，后来回到云南蒙自老家种香蕉。（受访者供图/图）

“飞过工厂的高墙”

2018年初，李一凡来到杀马特聚集地东莞石排，在路边看到许多小工厂，走在巷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的味道。早上八点左右，整个主街没有什么人。一直到晚上，工人从厂里面陆续走出来。晚上才人满为患的商店、工人坐在地上刷手机、邮局前排起长队给家里汇钱……他意识到，杀马特审美的形成与工厂存在紧密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二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接近3亿的农民在外面打工。郑风田的一个朋友在乡镇的中学教书，初一上学期的课一结束，学生走了一半，后来剩下的一半又没了，初三的时候剩下的一半又没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

李一凡观察到，杀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小工厂特别多，适合年纪小的打工者。他之前去过广州和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与城市的距离相近。在城中村可以喝到精酿啤酒，看到很多人用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但是来到工业镇，甚至买不到一条苹果充电线。

进入工厂拍摄非常困难，李一凡想了解更广泛、普遍的工厂状态，他在快手看到一些工人拍的短视频。他想到这些视频可以让工人自己来拍。收集视频的文案是罗福兴写的：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

结果，李一凡以每条20-70元的价格，从工人手里购买了915条视频，这些视频内容存在高度相似性：流水线的工业生产中，工人在重复性完成一件件工业品。

李一凡与一些杀马特青年访谈时，对方提出要收费。很多人不能接受，但他能理解。“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是以小时计工钱的，他们是以时间来换钱和换生活的。你用了他们的时间，你得理解他。”

工厂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如果需要加班，晚上六点加班到十点，甚至十二点。工作到深夜，工人站着都会睡着。杀马特晓飞说，“每个玩杀马特的人都有一点伤感。”

过去乌鸦曾看到工厂的新闻，但是当这些比她年纪更小的人坐在她的面前，风轻云淡讲起因工死去的工厂同事、被砸断手的朋友、干了几个月工作只拿到几十块时，工人们的情绪里没掺杂着悲喜，只有麻木。

乌鸦第一次在深圳见到杀马特白飞飞时，她留着正常的发型，整个人特别乖。随后他们聊到工厂日常生活的压抑，白飞飞在网上想要买药自杀，最后因为买到假药没有自杀成功。乌鸦直接崩溃：“同一个时代，同样年纪的人，我们生活的差异可以这么巨大。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白飞飞在工厂一天贴两万个标签。”

纪录片里，十四岁出来打工的杀马特伟哈哈工作效率高，被安排“裹”百洁布，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一天下来，指甲都被磨掉了。在五金厂打工的杀马特，每天用手转动着零件打孔，六分一个，稍不注意手指就会被打掉——“有很多找钱都是断手断脚的，有什么稀奇，想开了就好了。”

少川13岁跟父亲出来打工，每天要抬12米长的钢筋，吃饭则是简单的鸡蛋泡饭，时间长了，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疲惫，“13岁的人看起来跟18岁一样”。

小辉也是13岁出来打工，他要供弟弟读书，奶奶生病需要花钱。有一次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车间只有自己一个人，他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挣的那些钱都是用眼泪流出来的”。进厂的时候，他感到很孤独，身边没有一个熟悉的人。

胡小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厂是典型意义上的福特主义的流水线工作，它是一种极端枯燥和乏味的工作，一些研究会把这类工作定义为类机器的一种工作，认为他们是去替代部分机器的工作而已。

“这些工业化或者工厂化的工人生活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陷入悲观厌世、对生活的抗拒之中，心理和情绪就需要发泄出来。”胡小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选择杀马特作为一种宣泄渠道，乃至形成了一种新的群体标签，寻找群体归属感，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家族。”

罗福兴说，活在一个牢笼里，唯一觉得温暖的地方就是杀马特家族群。

在深圳龙华，罗福兴跟朋友边走边说：“我们出来干吗？进厂啊！难道没有别的了吗？没有了，你只有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很无聊，要找有趣的东西，头发就是有趣的东西，你没有其他有趣的东西，玩车玩什么的，你玩不起啊，只能玩头发。”

白飞飞在厂里遇到一个杀马特，头发有几种颜色，穿着铆钉的鞋子，尽管彼此不熟悉，但是她能感觉：“他们这样就是自由的，就是个性的……接触到他们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需要做一些改变，哪怕是错的。”

“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能拍一个特别精彩的杀马特故事，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李一凡来到杀马特的老家，听到了他们的留守儿童经历，受到委屈和内心的孤独，总是忍不住落泪。

李一凡发现纪录片的核心受众是20-35岁的人群，很多观众并没有当过工人，但是仍然给他留言说有强烈的共鸣。

李一凡觉得杀马特是这群工人里有一点文艺、有一点脆弱的部分。他给杀马特写了一首歌：“好想我的头发像孔雀一样，带我飞翔，飞过工厂的高墙，入梦是我唯一的思想，那里没有工厂，流水线好疯狂……”

2013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兴起，老杀马特们相继退出江湖，回到工厂或者寻找其他工作。（受访者供图/图）

“我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自由”

纪录片中，杀马特叶乐希16岁出来打工，吃住在工厂，几乎不出门。怎么用银行卡，怎么坐公交车……这些一概不知，面对镜头，她感叹说“像一个文盲一样”。

另一位杀马特说，城市里的房子似乎都是一样的。白天租好了房子，下班后就迷路了。有人问：兄弟你在干吗？他回答说：我在找回家的路。那人告诉了他，并且向他借钱，结果留下了假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后一去不回，“我们村里去过广东上海什么的，都是被骗过的。”

影儿13岁出来打工，玩杀马特之后，有人开始注意并关心她，告诫她玩这个没前途的。她却产生了一种获取城里人关注和关怀的私心，“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谁会去安慰你啊，你不正常的样子，别人就会关心你，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的?”

尽管杀马特身处城市，但始终与城市存在隔膜。“城市的接纳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各个地方的政府是不是在公共品服务，比如住房、医疗等方面接纳；第二个就是城市居民是不是接纳他们。农村青年融入城市，会有很多的问题。特殊的户籍政策下，这些孩子的收入不可能在城市买房子，留下来的生活质量很差，又不愿意回去。”郑风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纪录片里，杀马特肖子希感慨：“没有想过自己要努力挣钱买车买房……因为自己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也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自由。”

李一凡发现，尽管身处城市，但杀马特与外界的交流是阻隔的，甚至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流行”。有杀马特青年顶着发型，从东莞到蒙自三天三夜不睡觉，想把这个发型带回去给家里看，觉得老家没有欣赏过这么流行的东西。

乌鸦最大的转变之一，是拍摄到后期，从心底承认杀马特是好看的。她开始明白怎么去欣赏杀马特。有时，她和李一凡在公园看到杀马特，还会一起讨论头发的颜色。

李一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杀马特审美和城市审美的复杂性斗争始终是难以抗衡的。“他们的阶层或者教育背景，建构的喜欢的东西跟城市里那些细小的、敏感的、强调个人的东西还不一样，在城市人看来，不够精细化，更加粗糙。”

胡小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城市基本进入越来越中产化的阶段，这些包含消费、日常休闲、受教育程度等层面，而杀马特群体无论从学历还是职业，很难融入所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中。“从所谓的主流文化分离出来的文化叫亚文化，杀马特群体并不属于脱离出来，而是一开始便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他们（杀马特）的这个形象，是试图接近主流的一次失败的努力。‘杀马特’们努力构建一个自己心目中理解的城市人形象，然后试图模仿之，在相似的群体中形成一种风潮。他们一直在试图接近城市文化，成为他们的一员。” 媒体人张天潘曾写道。

2007年，乡村非主流与城市非主流分裂，不再被城市青年所容纳，前者逐渐演变为杀马特文化。2013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兴起，杀马特的环境再次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小圈子涌入更多互联网社群，杀马特逐渐被污名化：批评声音一开始来自年龄较大的群体，后来年轻群体也逐渐加入其中。

当时，李雪松的QQ空间涌入很多侮辱性的评论，这导致他大量删除杀马特的照片。一次去吃烧烤，周围的人突然过来开始摔桌子和凳子，同伴的头发被按住后拿着打火机烧掉了。“社会打压得太重，实在坚持不住了。你要在这个城市立足生活，就必须把头发剪了，回归到平凡的状态。”2014年中旬，李雪松所在的原本五六十人的杀马特QQ群只剩下两三个人。

“杀马特面临的问题是头发不剪就没得吃的问题。”罗福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安晓惠辞职后，没有钱，肚子饿得只能喝自来水。进工厂打工可以，但是得被迫剪掉头发。后来，她染黑了头发，进工厂吃了第一顿饱饭。“以前是那么夸张的一个人，然后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好比一个明星变成了一个过气明星的过程”。

2015年，李雪松来到女朋友家，她妈妈告诉李雪松，必须把头发剪掉。回来后，琢磨了三四天的时间，李雪松跑到理发店，跟自己的师傅说剪一个寸头，师傅调侃“是不是菌中毒”，两人纠结了半天，最后是师兄拿起推子一把剃了下去。

一位顾客过来点名让“长毛”李雪松剪发，见到剃了寸头的李雪松，对方一拍大腿，气得说：“你干吗剪了自己的头发？”

之后，李雪松不再玩杀马特，也不再关注这个群体了。

“为什么要忘掉曾经热爱过这件事情？”

如今，李雪松开的理发店经常遇到一些穿豆豆鞋紧身衣的“精神小伙”。与杀马特不同，这一群体的两极分化很严重：有一些人很有钱，纯粹出于娱乐目的；有一些人很穷，来理发店做免费文身，七八个人凑钱买一包7块钱的烟。

李雪松讨厌三和大神这个群体。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杀马特再怎么底层，都会靠自己的方式赚钱，过自己的生活，“三和的那些人，你不觉得他们是在自暴自弃吗？”

老杀马特们相继退出江湖，回到工厂或者寻找其他工作。如果不回到工厂，离开工厂的杀马特也有许多出路：回老家种地、承包鱼塘、做小生意、干销售等等。2015年之后，直播和短视频兴起，一些杀马特回到老家，转战短视频平台。

影儿直播最火的时候，有人评论“来看猴了来看猴了”。“有时候是小丑，但我们心里是开心的就好。”影儿说。

做直播的杀马特还总结出经验：“穿件特别好的衣服，他看你在地上打滚，把衣服弄脏了，他们就开心了。”

而屏幕后的杀马特们借钱也要给这些在快手和抖音上复兴杀马特的家族刷礼物。“我作为家族成员，不希望看到家族成员被欺负，我就想帮他一把。”在广东惠州做游戏代练的韩枫说——韩枫出生于1988年，是李一凡接触的年纪最大的杀马特。

李一凡加入了一些所谓的杀马特复兴群。但在这些核心复兴群，每一次说几句复兴，话题就中止了。“其实回不来了，已经消逝掉了。”

纪录片里一位杀马特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只有东莞石排、清溪三中、汕头澄海那边是最多的，除了这三个地方，其他地方全部灭绝了”。他还抱怨，“那时候多有勇气，那时候都很有自信的，不像现在了……觉得看自己像个怪物一样，感觉心里特别别扭。”

按照罗福兴的定义，1985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是老杀马特，而1995年之后出生的则是新一批杀马特。新老杀马特群体有很多不同，比如老杀马特对“家族”的幻想和归属感更强烈，新杀马特大多只是出于“好玩”。

过去杀马特引以为傲的真头发也被假发所代替，直接导致如今新老杀马特内部产生分裂。有的杀马特认为，不管怎么样，有人在倡导家族复兴，就是好事。而有的杀马特则批评，戴假发违背杀马特原来的“美好、团结、尊严”。

乌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真假头发，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新的玩杀马特的人做特别夸张的头发，夸张程度在缩小，以前照片里面看到的那种特别夸张的头发，再也没有一个人是那么夸张了。”

“今年石排可以看到杀马特，可能明年就看不到了，工人流动性很大。”罗福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社会对杀马特的看法基本没有变化。现在留个长头发、搞个爆炸头能不能进厂上班？”

相较于2018年李一凡在石排看到的盛况，罗福兴说现在的石排，玩杀马特的只剩下了几个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罗福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2020年10月，罗福兴招待了几个来自深圳的朋友，他们多是城市中的文艺青年，来到石排体验杀马特发型。做完发型后，这批文艺杀马特来到公园遇到了真杀马特，面面相觑，合照拍后，便分道扬镳，各玩各的。

纪录片拍摄两年后，乌鸦的微信里仍然保存着这些杀马特的联系方式，有时看到他们的动态还会去点赞，后来发现很多人已经把她删除了。拍完片子一两个月，有杀马特发信息问视频是否做好了。乌鸦回答说，长视频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一来二去，有些杀马特把他们当成了骗子。

一些杀马特也会向她借钱，几块到几十块不等，基本是有借无回。有的杀马特会想到各种悲惨的理由：被拖欠工资没钱吃饭、见小姐姐没有油钱、找不到工作……乌鸦借给一位杀马特200块后，不再借钱给他，就被这位杀马特删除了好友。

白飞飞一直有一个愿望，结婚时可以办一个杀马特的婚礼，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她对乌鸦说，自己对那些攻击玩头发的人、不承认自己玩过头发的人感到生气，“为什么不承认这是你曾经最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要抹杀或忘掉曾经热爱过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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