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比傅聪之死更让人意外和惊心的,是在他逝世后,部分网友对他的指责与谩骂。在这些极端评论中,暴露的正是历史与时代之症候。






文丨坎波斯

编辑丨雷伊斯




遗书:于无声处听惊雷
2020年12月28日,音乐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伦敦去世,享年86岁。
傅聪去世的消息很快在中文互联网上刷屏。虽说死者为大,但评论区却有不少人骂傅聪“英国狗”、“叛徒”、“害死父母”。
他们所针对的,是傅聪早年的两大“污点”。其一,1958年,当傅雷被划为右派时,傅聪从波兰出走英国。其二,1964年,傅聪违背对父亲的承诺,加入英国籍。
有人甚至直接断定,傅雷是被傅聪活活气死的。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什么狗屁结论都能得出来。
对傅聪的指责谩骂,一旦抛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无疑都属于“狗屁结论”。
先拿“傅聪气死傅雷”这点来说,我们不妨看一看傅雷的遗书到底是怎么说的:
“人秀:
尽管所谓XX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傅雷连用了两个“何况”。从修辞角度说,这两个何况在内容意义上是并列的。后一个何况,傅雷把自己比作旧社会的渣滓。但很明显,前文里他明确提出自己“含冤不白”,这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也构成了他自杀的真正原因。

傅雷与傅聪

再加之傅雷生前性格耿介、暴烈,遗书中这两个“何况”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许多媒体在评论傅雷与傅聪时,只引用了前一个“何况”的内容。这种掐头去尾、脱离语境的写法,可以说是在以讹传讹,诱导读者。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傅雷的遗书足以让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而一度行销全国的《傅雷家书》同样有着磊落下另一层难言的阴翳。

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毫无疑问,《傅雷家书》影响过一代人。无数人被其中涉及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个人成长等积极正面的内容打动。
但不要忘了,“家书抵万金”的前一句,是“烽火连三月”。
收录于《傅雷家书》中的这些通信始于1954年1月18日,结束于1966年6月3日。[1]那段时间,从反右到文革,无数人沦为了历史的人质。


荒诞岁月,人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对于被打成右派的傅雷和出走英国的傅聪而言,情况无疑更为严峻。
但傅雷恰好选择了“家书”这一极具隐私性的书写方式,而且家书保存方式之完整、有序,令傅聪都大感惊讶。
其中考量不言自明。傅雷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家书,会被某些人,以某种方式看到。
以1959年10月1日的家书为例,彼时因傅聪出走英国,傅雷与傅聪之间家书中断了十多个月。再次提笔,傅雷写道: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当傅聪加入英国籍后,傅雷又把原因归咎到傅聪英国岳父的怂恿和压力上:“他把国籍看做一个侨民对东道国应有的感激的表示,这是我绝对不同意的!”
与其说这些段落是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书,不如说这是他在为傅聪的爱国之心“背书”。信中每一个字,都在为傅聪留余地、留证据。


历史现场越是酷烈,温存的家书来往就越是复杂。
傅雷家书的复杂在于,它一面作为历史证据的武器存在,另一面又承担了人伦纲常的最后防线。就后者而言,正如田壮壮在拍摄反映十年浩劫的电影《蓝风筝》中,重章叠唱地引用了一首童谣《乌鸦歌》:
“乌鸦乌鸦在树上,乌鸦真能飞,乌鸦老了不能飞,围着小鸟叫,小鸟每天打食回,打食回来先喂母,自己不吃忍耐着,母亲从前喂过我。”
慈鸦尚还哺,羔羊犹跪足,更何况生而为人的我们呢?
傅聪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当年出走英国的行为时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
哪怕这是傅聪的借口,但在那一场场破坏人伦纲常的运动中,对于彼时才二十来岁的傅聪而言,我们为何不去追问罗素所言的“错误前提”,反倒要对历史重负下的年轻人口诛笔伐呢?
作为艺术家与儿子的傅聪

除了阐述傅雷遗书与家书背后的历史语境,我还想谈两个问题:傅聪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以及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傅聪被喻为“钢琴诗人”、“中国的肖邦”,在一次钢琴教学中,他本人也提到了自己对肖邦的爱。

他说:“我喜欢幅度......肖邦用最简洁的音符,来说那么丰富的内容。这么一个伟大的宇宙在里头。”

傅聪也好,肖邦也罢,其实他们都面临艺术家如何面对复杂现实与政治的问题。


作家木心曾说:波兰亡国了,你总不能让肖邦扛着钢琴上前线吧?

艺术家最大的现实就是他们的艺术。对于以扩展自我心灵疆域为己任的艺术家而言,我们久举的道德大棒是否可以放一放?

傅聪当年出走国外,与他的艺术追求同样密切相关。当他弹奏起肖邦的乐殇,我们不难想到乔伊斯的名言:流亡,就是我的美学。

此外,傅聪还成长于一个“家暴”的环境中。纵使在聪成年后,傅雷对自己的教育有深切的反思,但是童年阴影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


多年后,傅聪接受作家叶永烈的采访时提到:“人们对我父亲的品格的尊重,我很感谢。但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他也有许多缺点。包括我和我的弟弟,都有许多不对的地方。”[2]

童年经常挨打的傅聪,长大后也要面对傅雷的某种精神控制。当傅聪被问及为何父亲给他写这么多信,而他的回信却很少时,他说:

“我不敢写,我只写这么少的信,只要随便说一句,一个小小的感想,就引起父亲这样的反应,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绝而来,我要再多写一些,那就更不得了,那就什么也不必干,钢琴也不必练,整天得写信了!”

2002年,傅聪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也曾提到:“有个廖冲,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纯洁直爽......她跟所有的人一样,很喜欢读家书,也被这本书感动,可是,她看了家书,对我说:‘这样的父亲怎么受得了啊!’”


可以说,从父子关系角度而言,傅聪的出走,完成的是他精神意义上的“弑父”行为。

历史的人质、对艺术的追求,家庭的反抗......审视这些复杂的背景,我们很难用当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审判已经逝世的傅聪。

他的逝去,如彗星划过天空。他的指尖,存在偌大的宇宙。

最后,我愿意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一首词,聊表对傅聪的纪念:

“孺子沿街赤足,青山为雪白头。金风如剪月如钩,记取秦淮别后。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拾难收。错从苦海觅温柔,曾把鲛
绡湿透。”


参考资料:
[1]《亲情与政治隐痛纠结下的傅雷家书》,郭剑敏,2017年
[2]《傅雷与傅聪》,叶永烈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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